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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芒谈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及普遍性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 发布日期:2020-10-28

【编者按】:

10月8日,瑞典学院将202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对于格丽克获奖是否实至名归,评论者有着不同的观点。在诗人麦芒看来,格丽克是一个真挚诚实用心的诗人,但瑞典文学院为格丽克写的授奖理由中强调的“使得个人存在具有普遍性”无法令人信服。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这一前所未有的全球危机中,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选择这样一位西方白人女诗人,传达的信息是一种虚假的理想主义,是一种过时的,眼光狭隘的对当今变动的世界乃至世界文学的误解和误导。与之相对,迄今设立50周年、有“美国诺贝尔奖”之称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则具有真正的国际视野,体现了尊重承认他者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普遍性,其评选过程的透明性也比诺奖五十年不公开提名过程的保密制度更值得推崇,“公开胜过秘密,坦诚克服妄想。”

麦芒,本名黄亦兵,1967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当代著名诗人,学者,批评家。自1983到199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获得中国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移居美国,2001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自2000年起至今任教于美国康州学院,研究并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2009年担任美国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评委,提名力荐中国诗人多多,多多成为2010年纽斯塔特奖得主,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位获得此奖的中国作家。

麦芒(本名黄亦兵)自2000年起至今任教于美国康州学院,研究并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现同时担任康州学院亚洲艺术收藏部主任策展人,策划了一系列中国当代艺术个展、群展和相关讲座。著有中文诗集《接近盲目》(2005),中英文双语诗集《石龟》(2005),以及英文学术专著《当代中国文学:从文化大革命到未来》(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Future)(纽约:Palgrave Macmillan, 2007)。2012年在中国国内获得第20届柔刚诗歌奖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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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刚颁布,授予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 。果不其然,国内文化界里,不管认识不认识人家的,又是一窝蜂地拉扯关系,深情款款,争相来谈“我与格丽克不得不说的故事”。好像这就是不落伍了,这就是见多识广了,这就是咸与维新,四海一家,世界公民了。

当然,既然是“不得不说的故事”,说好说坏的都有。格丽克在中国早有翻译,不喜欢的就说不喜欢,说她的诗才平常。喜欢的也为她辩护,就喜欢她的平淡,就喜欢她的私人性,就喜欢把她往艾米莉·狄金森的方向引,就像几年前国内对余秀华和狄金森的比较一样。总之,中国评论家和诗人都善解人意,年年如此,自动地就替人家把微言大义简朴深美全部挖掘出来了。尤其是,觉得她代表女性诗人取得的成就,是一种胜利。狄金森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成了一颗遮凉庇荫的大树。人家既然提到狄金森的传统,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我不认识格丽克,我没有“不得不说的故事”。不过,反过来,没有故事,也好。如果我认识格丽克,如果我上过她的写作课,她教过我,热情和我聊过天,或者我找人家签过名合过影,我反倒会觉得她有恩于我,我会庆祝,为她高兴,为她加油。毕竟,作为一个创作数十年,孜孜不倦,献身于诗的诗人,晚年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没有功劳有苦劳。 这世界上,勤勉于诗,不加害别人,就是好人。事实上,很多美国的读者和诗人,因为与格丽克这样那样的交情,是学生,是同行和朋友,说的都是为格丽克辩护的话。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格丽克是一个真挚诚实用心的诗人。带善意仔细读格丽克的诗,十几本诗集从头读到尾,一定都有所得。那是人家呕心沥血的一生嘛,是一个人的传记,是一个女人的传记,是一个诗人留在诗中的一生,都值得读,反复读。狄金森的诗也值得这么反复去读。实际上,每个认真诚实投入的诗人,都值得这么认真去读。我也非常赞成把诺贝尔奖给一位女诗人。脚踏实地的女诗人往往比一些虚张声势、拉大旗作虎皮、假装宏大、假装深刻的男性诗人可靠多了。后者有很多其实写的是假大空的诗,简称假诗,只不过自己嗓门大,善于做戏,善于抢话筒。

我只是好奇于诺贝尔奖公开的授奖理由,想要咬文嚼字,来参一参格丽克这次得奖的理由: “她明晰无误的诗歌的声音,以简朴之美使得个人存在具有普遍性。”“明晰无误的诗歌的声音”,没问题,她写的诗就是她自己的,而且应该是她自己的, 哪怕受了别人影响也必须是她自己的。每个人的指纹都不重复,否则就变成剽窃了。“简朴之美”,这“简朴”的英文原文是“austere”, 也含有“严苛”的意思, 格丽克几十年如一日,中规中矩,大致就是这种稳定风格。也会有人觉得所谓严苛简朴也可能是一种自我重复和啰嗦,但也没问题,这些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关键在最后:“使得个人存在具有普遍性”。“从一粒沙看见世界”嘛,小我大我,小我宇宙,小我永恒,真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非常稳妥,不容置疑。所以瑞典文学院的这话写得字斟句酌,是安全没毛病的。

但也恰恰就是这最后一个判断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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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到普遍性,按道理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反过来,也应该说是普遍性必须来自四海才对。世界上有四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可抛开北冰洋不论,我怎么感觉在瑞典文学院眼里,只有大西洋,甚至只有北大西洋才具有普遍性啊。尤其是近几年来的诺贝尔奖就像一个钟摆,不停地只在大西洋之间,而且是只在北大西洋两岸之间摆来摆去。

证据是,短短十年之内,已经有三位来自北美的英语白人作家获奖。如果只谈美国文学,上一次美国作家获诺贝尔奖是2016年的鲍勃·迪伦,还真没多久,怎么瑞典文学女神又青眼有加,幸运的钟摆这么快就摆回来了? 无论如何,见面的频率也未免太快了点吧。真是美国文学已经一手遮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还是选来选去,在北大西洋的圈子之外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与其让诺贝尔奖红杏出墙,还不如让肥水不流外人田,苹果掉再远也还是掉自家的苹果树下?那就何妨再一次奖赏在北大西洋两岸都说西方共同语言的作家,让他们觉得就是这时间钟摆当然的主人,掌握了规律,增添了自信:好像普遍性就是自个儿家里栽的韭菜,就是自己家里带钟摆的自鸣钟,遵循牛顿法则,有规律地摆动。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也就是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明摆着告诉墙外人,不管屋里的钟摆还是后院的秋千, 钟摆继续不偏不倚,左摆右摆,秋千越荡越高, 都是我自家墙内的事。

至于墙外人,大家就继续练习英语会话吧:“怎么是你(How are you)?怎么老是你(How old ar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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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非常有特色,从第一届就是这样,惜字如金,每次连一句话都不说完,只是抛出半截话,像得道高僧的禅宗公案,比如“麻三斤”,比如“干屎橛”,你们越猜越觉得字字珠玑,妙不可言,把它们收在一起,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五灯会元》。也有人会把它当《葵花宝典》,告诉别人你们都猜错了,村上春树不得奖是因为太通俗,或者太西方,等等,真正的是太监比皇帝本人还更善于揣测圣意。可是,也不想想,这些所谓普泛的标准,也可能都只是一个话头或借口罢了。

比如人所共知,诺贝尔奖真正的普遍性标准就一个,“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的文学作品”。贝克特的荒诞戏剧,支离破碎,唠唠叨叨,等戈多也等不来,怎么就是理想主义了?结果人家1969年偏偏得了奖,理由是:“以崭新的小说和戏剧形式,他的写作在现代人的困境之中获得了升华。”依我看,当年的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包括中国的革命样板戏其实更符合这一要求,怎么反而就成了不入法眼的政治宣传品了?可见“理想主义”也未必真是普世不变的尺子,而是可以拉缩变形的,就像算命的一样,竖起一个手指头,怎么说怎么有。

格丽克诗集《草场》(Meadowlands)。

格丽克1996年的诗集《草场》收了46首诗,都是引用希腊神话奥德赛的故事,但不停变换角度,一会儿珀涅罗珀,一会儿奥德修斯,一会儿喀耳刻,一会儿忒勒马科斯,借普遍性浇自己个人存在的酒杯。浇得怎么样?我就选这本集子开篇第一首《珀涅罗珀之歌》看看:

小灵魂,永远赤裸的小灵魂,

现在就照我吩咐的去做,爬上

搁板一样的杉树枝;

在上面等着,警惕些,像

一名哨兵或瞭望员。他很快就要回家;

你有必要变得

宽宏大量。你也不是全然

毫无瑕疵;由于你那惹麻烦的身体

你也做过一些事,不便于

在诗中讨论。所以

大声叫他,在宽阔的水上,明亮的水上

用你深沉的歌声,用你诱人的,

奇异的歌声——激情的,

像玛莉亚·卡拉斯。谁

不想要你呢?谁的恶魔般的欲望

你会满足不了?很快

他就回来了,无论此刻正去往何方,

外出这段时间他晒黑了,他想吃

他的烤鸡。啊,你必须跟他打招呼,

你必须摇动树枝

吸引他注意,

但要小心,小心,免得

掉下太多的针叶

扎伤了他英俊的脸。[1] (柳向阳 译)

我索性把英文原文也引在这儿,免得有人抱怨中文翻译可能歪曲了格丽克原意:

PENELOPE'S SONG

Little soul, little perpetually undressed one,

do now as I bid you, climb

the shelf-like branches of the spruce tree;

wait at the top, attentive, like

a sentry or look-out. He will be home soon;

it behooves you to be

generous. You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perfect either; with your troublesome body

you have done things you shouldn't

discuss in poems. Therefore

call out to him over the open water, over the bright water

with your dark song, with your grasping,

unnatural song—passionate,

like Maria Callas. Who

wouldn't want you? Whose most demonic appetite

could you possibly fail to answer? Soon

he will return from wherever he goes in the meantime,

suntanned from his time away, wanting

his grilled chicken. Ah, you must greet him,

you must shake the boughs of the tree

to get his attention,

but carefully, carefully, lest

his beautiful face be marred

by too many falling needles.

我就这么随手抽读这首诗。除了借希腊神话谈自己那点事,坦率地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不一般。 诗中有一个比喻,把“奇异的歌声”比作“激情的/像玛莉亚·卡拉斯”,我觉得这是非常文艺青年的一个比喻,噢,就因为卡拉斯是一位希腊裔女高音。同样的,如果有一位中国诗人写,“热情的/就像帕瓦罗蒂”,或者,“朦胧的/就像李商隐”,我也不会明白这诗有什么好。

当年中国的新月派同仁或许会喜欢这样的诗。梁实秋也是西方古典主义的信仰者,一再宣称,“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这话似乎也非常符合格丽克,除了格丽克要稍微幽暗一些。当然,直到今天中国还有人喜欢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不是据说如今还有好事者把一块《再别康桥》的中文诗碑竖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校园吗?我对此也理解。但如果有哪位英国读者读了这首诗的英文译本, 高声赞赏,惊叹它为体现“个人存在的普遍性”的杰出之作,老实说,我也并不觉得这种对“普遍性”的夸奖真是给中国诗歌增添了什么了不起的荣耀。明摆着,它也许符合某些人的口味,但本来就不是什么真正了不得的诗。

我说了,我完全赞成把诺贝尔奖给一位女诗人。但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像格丽克用这样风格写作的女诗人,到处都有,不止她一个,而且都未必写得比她差。 就说这首写希腊主题的诗吧,我的疑问:既然格丽克这么喜欢引用古希腊的经典,“言必称希腊”,难道当代希腊女诗人里面没有路数差不多但比她更有资格宣称荷马或者萨福是她的传统,比她写得更泼辣更耐人寻味更好的吗?如果有,为什么不给一位当代希腊女诗人?

格丽克

可是很明显,瑞典文学院偏偏就不这么看,因为希腊传统早已不属于希腊,而属于整个西方,属于谁都可以挪用的“个人存在的普遍性”。凑巧,上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白人女性作家是1938年的赛珍珠,理由是: “她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而具有真正史诗性的描述,以及她传记的杰作” 。难道就不能直接把奖给一位中国作家,反而一定要找一位美国白人女性作家来充当非西方的人类大地的代言人,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代表人类经验的“普遍性”? 不过,瑞典文学院非常老道地补充了一句,“以及她传记的杰作”,指的是赛珍珠写自己父母的两本带自传性的作品,也就是说,要强调赛珍珠“明晰无误”的“个人存在”,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强调她“个人存在的普遍性”。这路数其实和八十二年过去之后给格丽克的授奖理由没有什么两样。

你看看,在瑞典文学院的眼中,美国白人女性作家就像好莱坞版的花木兰一样包打天下,既能像赛珍珠那样代表非西方的中国土地发声写历史,表现世界历史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又能像格丽克一样表现个人存在的普遍性。不管史诗的磅礴还是个人的简朴之美,一大一小, 胸怀世界,扎根小我,大我小我,他者自我,普遍性和传统,古希腊和风云变幻的现代中国,亦古亦今,一东一西,挺多元化的,都在赛珍珠和格丽克两位美国白人女性作家那里被囊括代表了,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就在于:不管多样性,特殊性,还是普遍性,不管东西古今怎么挪用,怎么到头来,永远都是几乎同一个自己在孤独地照镜子,孤独地照同一面镜子,里里外外,横横竖竖,“是我,是我,还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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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继续挨个数一数,好吧,不给希腊女诗人也罢了。在欧洲范围内,没有得过诺贝尔奖的女性诗人一定人数众多。就说从未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国家,比如保加利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有没有仍在写作,完全可能和她不相上下甚至超过她的女诗人?放到世界范围内呢,先不说南美的巴西、阿根廷或者大洋洲的新西兰等国家,就说广大亚洲和非洲众多非西方国家,那些从来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国家,难道就没有杰出的当代女诗人?难道我真被说服了世上已无遗珠,格丽克关于私人情感,小悲小欢的那些诗真就鹤立鸡群?

我上文举出了格丽克的一首作品,也说出了我的质疑。我知道,肯定有人说,你只举一首诗,而且只是你自己的一孔之见,这不公平。好极了,完全正确。也许正是由于这原因格丽克不赞成在中文翻译时只出选集,而要求出版她完整的诗集,因为她希望在完整的上下文中得到理解。我喜欢格丽克的固执,但同样的,这样的要求也应该适用于所有候选人,而且格丽克也应该被放在当今世界范围女性诗歌写作完整的上下文中衡量。就说今年,诺贝尔奖长短名单上还有其他女诗人吗?哪些女诗人?尤其是非西方非白人的女诗人,有吗?如果没有,为什么?如果有,评委们也真正像读格丽克一样读完她们的作品了吗?在经过深思熟虑的比较之后,独具慧眼选中格丽克的理由是什么?可以各自出一首作品比较,公开说说原因吗?总之,为什么非得是格丽克不可,而所有其他那些非白人的、非美国的、非西方的当代女性诗人中,就居然没有一人成功展现“个人存在的普遍性”吗?

我非常想读读非洲的女诗人,亚洲的女诗人。中国除外,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的当代女诗人我都愿意读,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巴勒斯坦南北也门被禁运被禁飞被禁言打仗不打仗的地区的当代女诗人我全都愿意读,而且相信其中必定有杰出者,她们的作品同样呈现丰满的一生,同样具有私人经验的普遍性。

我就不妨再进一步猜想吧。非常有可能,很多来自这些地区和语言的当代女诗人的视野和题材的广泛性,语言的创新性,对历史和现实的介入性无一不超过了格丽克,而且人家明摆着都在那儿积极写作,也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在积极出版。在网络时代,也不是说谁都是像十九世纪的狄金森那样隐居不出。相反,大部分肯定都是看得见摆得出来的活生生的存在。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都想读,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包括女性院士就不想读吗?这么多年了,一百多年了,有研究有比较有心得吗?怎么就入不得法眼?不要跟我说没有好的翻译或者难以找到资料。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只要有献身精神,只要心里真愿意,不找借口,都是完全可以在这些作家作品中找到值得奖赏的对象的。

再说了,其实诺贝尔奖也并非对格丽克从默默无闻中的发掘。人家格丽克也不是像狄金森那样只为抽屉写作。 格丽克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后来又在威廉姆斯学院和耶鲁大学任教,都是在常春藤学校或小常春藤学校的圈子里,出版了十几本诗集, 在美国国内该拿的奖,普利策奖,全国图书奖,等等,一个没拉下,全拿了,还担任过美国桂冠诗人,根本不存在什么需要诺贝尔奖雪中送炭,慧眼识英雄于默默未识的事。当然,你也可以说格丽克经历了少女时期厌食症,成年后离婚等风风雨雨,每天都有“我与世界不得不说的烦恼”, 但是,按照中国的说法,人家是千真万确功成名就,尽享体制内殊荣的“官方”作家。格丽克只不过谦虚罢了,告诉别人说别从作品之外找我,要从我的诗作中找我。

但瑞典文学院居然就这么听话,这一年就撇下别的地区别的语言别的女性作家不顾,精挑细选,苦读十三经,发掘出来不偏不倚就是格丽克。 告诉我这就是世界,告诉我这就是在狄金森默默无闻死去100多年后,2020年在世界上所有仍在写作的当代女诗人中唯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最独一无二的个人普遍性,而且这种去除了政治民族语言考虑的带普遍性的个人存在就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或者天上掉下来的绣球一样,恰恰就砸中了某个隐居马萨诸塞州剑桥的美国白人女诗人。不是开玩笑吗?这里我还真的想引用被某些汉学家乃至诗人自己后来贬为标语口号的朦胧诗的名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当然,瑞典文学院如果听到我这话,完全可以把我怼回来:“告诉你吧,世界(意思其实就是,‘傻蛋’)/爱——信——不——信!”人家叫诺贝尔文学奖,从来没有管自己叫诺贝尔国际文学奖,就像人家兰州拉面从来没有给自己冠名兰州国际拉面一样,没有义务和责任要像启蒙的红太阳一样大公无私,普调众口,遍照全球。 相反,可以堂而皇之地说,自己就是一个瑞典文学奖,一个北欧文学奖,一个北大西洋文学奖,点明了,就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者欧盟一样,这是一个有党有派有意识形态和美学偏见的奖,人家爱给谁给谁,给谁都有理。没人逼你好这一口,你爱吃不吃。别说我今天给美国女诗人了,我明年接着给美国作家,给加拿大作家,我就给,我偏给,我就给我喜欢的作家,我就坚守五十年不公开提名名单的秘密,我就玩评委终身制,关起门来玩,不让你们这些异乡人进门,气死你们这些看戏的人。懂吗?这叫北大西洋诺贝尔俱乐部和朋友圈,不是开放给所有人的。而且,真给你了,你不要也不行。反正我把词儿都说全了,说圆了。 因为这就是话语霸权,这就是居高临下,黄色炸药文学奖,文化帝国主义,霸气底气正话反话都是我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你说“我——不——相——信”,人家说“爱——信——不——信”,你看看人家这“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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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我刚才说今年的诺贝尔奖几乎把自己缩小为一个美国的诺贝尔奖。其实美国自己还真有一个 “美国诺贝尔奖”,或者说小诺贝尔奖,那就是,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请注意,这个奖真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文学奖,一点也不小,地位独特,令人瞩目。

说实话,纽斯塔特奖的存在,还真能纠正一般外人常常认为美国文学界既自大又狭隘,没有世界文学视野的偏见,它的影响力和口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纠正诺贝尔奖的作用。更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个高质量的国际文学奖的诞生地不是美国东西部大城市或文化精英中心,而是俄克拉荷马州的诺曼,一座不起眼的小城,也是俄克拉荷马大学所在地。

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是由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的《今日世界文学》杂志主办的。《今日世界文学》前身叫《海外图书》,创办于1927年,以专门介绍国际文学为宗旨, 也是美国连续出版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学杂志之一。在它将近一百年的出版历史中,多次针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发表这样那样的批评文章和讨论。到了1969年,当时的主编,原籍爱沙尼亚的伊瓦尔·伊瓦斯克更是大胆决定创办海外图书国际文学奖,从1970年开始,每两年颁发一次,直接挑战与平衡诺贝尔奖。到了1976年, 海外图书国际文学奖正式改名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1977年,《海外图书》改名为《今日世界文学》,延续发展直到今天。

《来自文学共和国的报道: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50年》英文版书封。

恰好,今年也是纽斯塔特奖设立50周年,它今年的获奖者,也是纽斯塔特奖历史上第26位获奖者,是阿尔巴尼亚小说家,据说已是多年诺贝尔奖大热门的伊斯梅尔·卡达莱。 今年秋天, 一本纪念文集也刚刚出版,书名为《来自文学共和国的报道》,收录了50年历届获奖者的受奖演说和提名评委的提奖词,编者为现任《今日世界文学》主编丹尼尔·西蒙。[2]如果细读这本厚厚的书,回顾这个奖的历史,还真能让人感慨系之。

不同于诺贝尔奖,纽斯塔特奖的评奖章程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

首先,它的评委是真正国际化的。每届评委都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和批评家担任,而不是像诺贝尔奖一样,完全就是瑞典文学院本国的18名院士。

其次,它的评委不是终身制的。它是每两年才评一次,每两年都完全换一批新的国际评委,以往任何一届的评委都不能再次担任评委,尽管这并不妨碍他们中某些人可能被提名为此奖的候选人。这与瑞典文学院的终身制院士制度又相反。瑞典文学院以前的终身院士制不仅没有退休一说,也不接受辞职,你可以尸位素餐,完全聋哑不关心天下事也不要紧,侯门一入深似海,你得死了别人才能填这个空位。这项制度直到两年前遇到空前丑闻危机时才有所调整。

第三,它的推选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非常公开透明的。每届评委都各自提前推选出其中意的候选人,而且事先公布。然后评委们一起来到俄克拉荷马大学集体评选,当场逐轮匿名投票淘汰选出最后得主。 它的公开透明性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既然每届的每个评委推举的候选人都提前公布,一旦最终得主选出,评委事先写好的提名推荐或者授奖仪式上的相应发言也会被保留并及时公开发表。这也让读者清楚地看到提名评委的个人意见,理解他或她的个人意见最终如何得到多数支持,并形成正式授奖理由。相形之下,瑞典文学院总是隐藏在某种故作神秘的集体决定的后面,它五十年不公开提名过程的保密制度无法不让人怀疑是否有什么黑箱操作 。

我这里就举两个公开性和透明性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不妨来看一下1970年纽斯塔特奖的第一届评委到底都有谁。一共十二位,除了《海外图书》主编伊瓦斯克,其他十一位是:

1.意大利诗人皮耶罗·比贡加里(Piero Bigongiari)

2.德国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 (Heinrich Böll)

3.尼日利亚诗人和剧作家约翰·佩柏·克拉克 (J. P. Clark)

4.英国文学批评家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

5.旅居美国的波兰戏剧理论家扬·柯特(Jan Kott)

6.旅居美国的西班牙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胡安·马里卡尔(Juan Marichal)

7.法国文学批评家加埃唐·皮孔(Gaëtan Picon)

8.印度诗人和学者A. K. 拉马努金(A. K. Ramanujan)

9.美国诗人和批评家阿伦·退特(Allen Tate)

10.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

11.苏联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Andrei Voznesensky)

现任《今日世界文学》主编丹尼尔·西蒙还是有些歉意地说到,这份名单“几乎一半来自欧洲,其余整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自仅有一名作家代表”[3]。 不过,我觉得,天哪,这还道歉,首届评委里面好歹有一位尼日利亚作家和一位印度作家。当时,乃至50年后的今天,在瑞典文学院的18位院士里面,在有话语大权能够投票的权威里面,有几位外国人外乡人?有几位不同种族不同皮肤颜色的亚洲非洲作家?

继续拿第一届纽斯塔特奖来说事。 1970年纽斯塔特奖的首届得主是当时已经年过八旬的意大利隐逸派诗人翁加雷蒂,而且评选过程也是磕磕绊绊颇有戏剧性。上面所陈的十二名评委名单与1969年最初公布的名单已经稍有不同。到了1970年2月,这十二位名评委中最后又只有六名能够来到俄克拉荷马大学参加现场评选。而且,伊瓦斯克坦承,作为此奖的创始人和评委之一,他最初对翁加雷蒂的印象有些模棱两可,与翁加雷蒂相比,他更心仪另一位隐逸派诗人蒙塔莱。据他所说,其他好几位评委也表示了对蒙塔莱的好感,所以,非常有可能是蒙塔莱获奖。但蒙塔莱居然表态他在那时不愿意接受任何国际文学奖,所以评委们只得排除蒙塔莱重新考虑其他人选。在投票最后一轮,评委们又在翁加雷蒂和智利共产党诗人聂鲁达之间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最后正是伊瓦斯克行使特权,一锤定音,让天平倾向翁加雷蒂。

这整个过程噱头十足,但伊瓦斯克也没藏着掖着,恰恰相反,非常坦诚,好像还很自得地唯恐天下不知,在当年的《海外图书》的第2期和第4期专门著文,白纸黑字,一五一十全都与所有读者分享了。所以你也不好意思说这里面有什么铁桶般的黑幕丑闻,因为马拉多纳式的“上帝之手”及时公布得清清楚楚,全成轶事了。 大家都接受游戏规则,遇到不得不临时修改规则也爽快承认,愿赌服输,也算是君子之争,“费厄泼赖”,是白箱操作,总比黑箱要好。

凡事就怕较真比较。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相形之下,坦率地说,瑞典文学院的操作更像是某种罗马元老院式的,老式的,非民主的把戏。西方人老是批评所谓铁幕之后的东方专制制度,在我看来,瑞典文学院这种无关多样性的,不透明的,终身制的黑箱操作岂不更像他们所批评的苏联政治局制度?

我再举一个公开性的例子。1978年米沃什获得了纽斯塔特奖。如今都知道,这个奖对米沃什非常重要,在此之前,1911年出生的米沃什还主要是以政治异见作家和波兰诗歌的翻译者出名,还只是一个远离故乡,“在某种从未听说过的语言中写诗”的难以被理解的诗人。结果这个奖让米沃什一举翻身。

米沃什

然而纽斯塔特奖的公开性却让人知道了,米沃什1978年获奖的关键就是那一届评委中同为东欧流亡者的约瑟夫·布罗茨基,是他提名并大力推荐米沃什。当年甚至不到三十八岁的布罗茨基在我看来就是两肋插刀,快人快语,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有水浒中鲁智深的仗义和武松的狠劲。他的提名词很短,只有四段,但劈头第一句就铁板钉钉,不容置疑:

我不带任何犹豫地宣称切斯瓦夫·米沃什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许是最伟大的。[4]

这是一句公理一般的判断, 狂得没边了。听好了,你们可能同意,可能不同意,但这就是我的看法,是骡子是马大家都各自牵出来遛遛。也就是说,布罗茨基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当当作响,一家之言,直言不讳,当着各位评委把话事先就撂这儿了,我这一票就这么投,其余你们自己掂量看着办。我喜欢这种公开性的风格,好汉做事好汉当。其实,他只是评委中的一员,同不同意还要看大家的,所以过程是公开的,民主的,令人服气的。

难怪米沃什当年答谢此奖时深有感触地说:

依我来看,纽斯塔特文学奖也属于那些本不应该存在的事物,因为它们对抗这个世界黑暗而且不可改变的秩序……它这次被授予了一位这样的作者,按照市场标准来说,他是一个永恒的失败者,仅仅被非常小的一部分公众阅读。创立这项奖的决定在我看来是睿智的,不仅因为我是一名获奖者,也是因为它奖励所有那些在生命的赌博中把注押在不可能性上的人。[5]

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米沃什获得1978年纽斯塔特奖的意义甚至大于他两年后的诺贝尔奖。前者是米沃什作为诗人平生获得的第一个国际文学奖,是货真价实的国际同行的认可。是布罗茨基和纽斯塔特奖雪中送炭,慧眼识英雄于落难之处,奠定了长寿多智却坎坎坷坷的米沃什此后的一帆风顺。不像诺贝尔奖,由于过程不透明,我们至今仍不知道米沃什怎么两年后,于1980年被瑞典文学院看中恩准,有的仅仅是猜测和传闻。所以,如果把推荐米沃什当作一件独创性的作品,我甚至觉得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剽窃侵犯了纽斯塔特奖和布罗茨基的创意版权。完全可以这么想嘛!

上面这两个例子都来自纽斯塔特奖当时就公开的档案,不是什么秘闻。 而在所谓五十年保密的幌子之下,瑞典文学院多少有点像金庸小说里的岳不群,或者像一个总是举着一根手指故作高深的算命先生,传达奥林匹斯山或者斯德哥尔摩的神谕,冠冕堂皇底下藏着一丝虚伪,以普遍性堵人家嘴。而且越是这样,人们越吃这套,越要像买彩票一样崇拜迷信运气。然而,决定这运气的并不是一个掷骰子的抽象偶然的上帝,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瑞典文学院,就像香港电影《赌神》里的周润发一样,每次都知道他该掷出什么样的点数,只是他不告诉你。

相形之下,我更喜欢纽斯塔特奖这种略带粗犷,更憨厚耿直,更西部赌博式的坦诚态度。我摆明了,这就是我的观点,我的偏见,不代表别人,你不同意也没关系。就公开赌博,成败不论,不管前科,每次都是初次相遇,每次都是不同的各路英雄华山论剑,都有偏见,那就个顶个地单挑,众目睽睽,无须经过某个终身政治局的批准,也无须充当终身政治局的一员讲平衡讲政治。

米沃什说的“奖励所有那些在生命的赌博中把注押在不可能性上的人”,翻译成湖南方言就是奖励“霸蛮”。这其实比某种字斟句酌苦心呈现的好似不带偏见的普遍性更坦诚,更“费厄泼赖”!正因为这种完全不同于诺贝尔奖的坦荡和公开性,纽斯塔特奖口碑非常好,以我孤陋所知,好像纽斯塔特奖还真没闹出过像诺贝尔奖这样那样的黑幕丑闻。公开胜过秘密,坦诚克服妄想。

6

提倡普遍性,除了与公开性和透明性有关,更与多样性和多元性有关。自从1901年开始授奖以来,诺贝尔文学奖有119年的历史,早已被人诟病其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欧美中心主义。迄今总共117位得主中,真正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作家不超过10位。至于女性作家,历史上共有16位。自21世纪以来,共有7位女性获奖者,比例显著增加,这是一个鲜明的进步,也应该是近年来瑞典文学院大力提倡而且引以为傲的。但是,包括今年的格丽克在内,所有这7名女性作家全部是来自欧洲和北美的白人女性,其中又有3位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作家,2007年英国的多丽丝·莱辛,2013年加拿大的爱丽丝·门罗,2020年美国的格丽克,无一非西方非白人的女性作家。

再学学鲁迅《狂人日记》里“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的精神,“翻开历史一查”,就会悚然发现,在诺贝尔奖一百多年的全部历史之中,唯一的有色人种女性作家得主居然只有一位,就是1993年的托妮·莫里森,非洲裔美国小说家。当然,考虑到她是用英语写作的美国作家,其实她也可算作西方作家。换句话说,全世界广大的非西方非白人的女性作家中,迄今居然没有一位得过诺贝尔奖。你说对于这广大众多的女性人口,包括女性作家读者,她们的“个人存在的普遍性”在哪儿呢?被搁在了哪儿呢?都轻轻一句就让瑞典文学院用格丽克来统统代表了?

上一次诺贝尔奖颁给赛珍珠的时候,正值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即将于次年全面爆发,整个世界面临巨大的动荡不安。你或许也可以说授予她诺贝尔奖是表彰赛珍珠有着传教士的普世同情心,同情不能自己发言的非西方的中国。到了今年,全球新冠大流行,各个国家惶惶不安,各自封城锁国。在又一次方向不明的全球动荡危机中,瑞典文学院似乎想再一次为人类指点迷津,把代表理想主义的诺贝尔奖颁给另一位美国白人女性作家格丽克,仿佛是希望一种继承狄金森和后自白传统的“简朴的美”和“明晰无疑的诗歌的声音”彰显“个人存在的普遍性”。但是,在我看来,在这次前所未有的全球危机中,今年瑞典文学院传达的信息恰恰是一种虚假的理想主义,是一种过时的,眼光狭隘的对当今变动的世界乃至世界文学的误解和误导。

因为,这里所呈现的所谓“个人存在的普遍性”,摆明了,与非西方非白人的广大作者读者无关,与非北大西洋国家的广大作者读者无关。 从1938年的赛珍珠到2020年的格丽克,无论是“中国”还是“个人存在的普遍性”,诺贝尔奖好像是开放了,增强了女性的声音和存在感,可这一切阐释的权力和道德制高点始终原地打转,牢牢被把握在极端封闭保守的一个框架里。这是多样化与多元化世界的准确代表吗?我非常纳闷:以多样性与多元性几乎为零的记录宣扬普遍性,这不是虚伪,不是肥皂泡又是什么?奇怪的是,这还让中国的不少读者译者作者奔走相告,再一次为诺贝尔奖在这方面光荣的零记录欢呼。 所以这叫“纯诗”?所以这叫“纯美学”和“反政治正确”?所以这叫普世性的诗歌?有什么可以激动的?有什么值得欢呼?

7

1967年《海外图书》,也就是《今日世界文学》的前身,在冬季号中刊出“诺贝尔奖研讨会”专辑,赫伯特·霍华斯,一位阿拉伯文学的翻译者和宾州大学英文教授,发表了一篇呼吁,向瑞典文学院提出多项诤言,包括:“致力于发现在大国强权和通行的外交语言之外的作家”;“只有在再三踌躇斟酌之后,瑞典文学院才应该推荐已经被广泛承认授奖的作家”;以及,归根结底,“扩大国际视野的边缘。”[6] 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失望于诺贝尔奖在这方面的表现,才促使了纽斯塔特奖的诞生。 伊瓦斯克原本就来自处在“国际视野的边缘”的爱沙尼亚,所以继承了这一批评视角,并在1969年纽斯塔特奖最初的设奖章程里特意引用并重申了这种强调平等和包容的观点:“不应该把来自少为人知的文学的作家放到合格候选人名单的最后。”[7]

半个世纪以来,纽斯塔特奖一共产生了26位得主,得奖者的国籍遍布意大利、哥伦比亚、法国、美国、波兰、原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墨西哥、芬兰、瑞士、印度、瑞典、巴西、巴巴多斯、阿尔及利亚、索马里、澳大利亚、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新西兰、中国、莫桑比克、克罗地亚、荷兰、海地、阿尔巴尼亚、法国。 这些得奖者中不少都是跨文化的流散作家。更重要的是,每届的国际评委也越来越多元化。如果说第一届评委里面全部都是男性,而且只有两位分别来自非洲和亚洲, 那么到如今情形早已大有改观。写这篇文章时我特意查看了一下最近两届评委的国籍和性别。2018年有9位评委,多人有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身份,他们的母国与现居国包括:俄国、美国、波斯尼亚、瑞典、印度、古巴、索马里、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国、英国、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好家伙,9位评委居然一共拥有13个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背景,性别上则是6位女性3位男性。2020年的9位评委同样分别来自保加利亚、新西兰、苏格兰、美国、伊拉克、意大利、阿联酋、越南、哥伦比亚、加拿大等不同文化背景,5位女性4位男性。由于每一届的得主都是受到了来自不同背景的国际作家的多数支持才能最终脱颖而出,文学奖所确立的普遍性因而是建立在扩大多样性的坚实基础上的。这样相对的随机分散性是不是更可能反映世界文学的真实面貌,更公平,更有说服力呢?

相应地,虽然被称作“美国诺贝尔奖”, 纽斯塔特奖却尽其所能避免了美国中心论,没有这是我的地盘,所以要格外扶持照顾美国作家一说。这是纽斯塔特奖真正特立独行,尤为难得的地方。虽然俄克拉荷马大学是货真价实的美国东道主,虽然评委里也包括不少美国公民或是移居美国的作家,这样那样也都可算是美国文学的圈内人士,但我掐指数来,在所有26位得奖者中,总共只有三位美国作家获奖。严格意义上实打实的美国出生的得主就一位,1974年的伊丽莎白·毕晓普,恰恰是格丽克的前辈。不过这位大名鼎鼎的毕晓普曾经有几乎二十年时间定居在巴西。另外有两名归化的美国移民诗人,一名就是前面提到的1978年的得主米沃什,原籍波兰。另一位则是2018年得主,海地裔的第一代移民女作家爱德维琪·丹提凯特(Edwidge Danticat)。

这是拿国籍分布说事,再来看女性获奖者所占比例。历史上一共有6位女性作家获得过纽斯塔特奖:1976年美国的毕晓普,1996年阿尔及利亚的阿西娅·杰巴尔,2006年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的克拉丽贝尓·阿莱格里亚,2008年新西兰毛利族的帕翠西亚·格蕾丝,2016年克罗地亚的杜布拉芙卡·乌格雷希奇,再加上2018年海地裔的美国黑人女作家丹提凯特。而在21世纪内产生的11位得主中,女性占有4席。当然,这份名单并不完美,也仍然没有亚洲女作家代表,但与诺贝尔奖相比,好歹是不是更符合多样性与普遍性的要求?不是谈理想主义倾向吗?起码在这一点上,纽斯塔特奖再一次证明自己也许比诺贝尔奖更谦虚,更实在,但又更视野开阔,更包容,更言行一致,更公平一些,也就是说,更体现了诺贝尔奖的理想主义的普遍性要求。

我没有读过上面提到的2018年的纽斯塔特奖得主,也是第三位获得此奖的美国作家丹提凯特,以前也不知道她。今年纽斯塔特奖的得主卡达莱虽然早已在国内被广泛译介,追星者众多,但我坦白,非常惭愧,迄今为止他的小说的中英文翻译我一本也没读过,所以也没有发言权。原因很简单,我是一位诗人,而这两位主要是小说家,读长篇小说需要大量时间。但我读没读过都没关系,我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提醒并证明了我自己的局限和无知。比如丹提凯特得了奖,起码我就知道了,哦,原来当代美国包容万象,有那么一位不是欧洲移民,而是来自加勒比地区的黑人女作家,她一定带有她自己的新鲜故事和人生。有人读她,有人喜欢她,提名她,她的声音没有受到忽视,世界广大,这就是普遍性。太棒了!

对于卡达莱,我也持同样观点。实话实说,我也不知道是否卡达莱真就是阿尔巴尼亚唯一的最棒的作家,还有,一味渲染他与阿尔巴尼亚复杂的政治纠葛是否属于另一种媚俗和矫情。但起码,偏听则暗,兼听未必一定明,甚至可能更暗。然而,谁能说这种更暗不是一种明智呢。天哪,世界这么大,我仍然这么无知,这么坐井观天,孤陋寡闻。吾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大国未必有真正的大诗人,小国未必没有真正的大作家。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读者,仍然能够获得这样的自我认识,太惭愧了,太幸福了!

8

如果真正奉行“理想主义倾向”的原则,任何国际文学奖的目的都应该是扩大我们未知的范围,或者,“扩大国际视野的边缘”,培养应该有的敬畏之心。而且,注意,我这里所强调的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不是把广大世界主观缩小为某个权威文学院的“小世界”,不是像井底之蛙一样把地球真的想象缩小成一个地球村,村里所有的人我都认得,都攀得上关系,都是斯德哥尔摩村,都是纽约村,都是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所有当代世界的女诗人都一定必须是狄金森的近房远房亲戚。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没错!但反过来,世界的普遍性也未必意味着只有用英语写作的白人女诗人这一粒沙,天堂里也未必意味着只有用英语写作的白人女诗人这一朵花。到了2020年,不管是从狄金森到格丽克,还是从赛珍珠到格丽克,我倒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浩瀚世界怎么在瑞典文学院的眼中反而在时光倒流,越转越封闭,越转越小了呢?每次都用英语脱帽重复同样的问候,怎么是你?怎么老是你?礼貌是礼貌,个人性是个人性,厌不厌,烦不烦哪!多无聊,多没劲!

按我说来,有两种普遍性,一种是扩大视野,尊重承认他者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普遍性。另一种是缩小视野,摒弃他者,倚老卖老,唯我独尊,“朕即天下”的普遍性。瑞典文学院今年给格丽克发奖,我觉得骨子里就是后者,表面上说是普遍性,实际上是文化孤立主义,是北大西洋东岸给北大西洋西岸发心理安全和安慰奖,发北大西洋文学朋友圈奖,发北约文学奖,发文化自信奖。说一句不冤枉的话,它不是搭桥,而是筑墙,强调区分你们我们,讲究墙里墙外,甚至追求意识形态站队的小家子气:你们——不存在,我们——普遍性。归根结底还是走回老路,老子天下第一,条条道路通罗马,或者通斯德哥尔摩,或者通美国传统精英的新英格兰。

同样的,我在这篇文章中对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批评,也不等于简单地在中文世界里主张:那就让我们自己关起门来举办一个美其名曰的国际文学奖,但把奖都给我们自己认识的中国作家或者我们曲里拐弯费尽心机攀附上的称兄道弟七姑八姨的外国同行,还号称我们就已经代表了人类宇宙普遍性,为国争光,每次都是找那些国际走秀的大腕,每次都急功近利地借人家唱戏自己抢占风光。你想,他人会怎么想?到目前为止,纽斯塔特奖似乎还没染上这毛病。

9

庄子《秋水》一篇的开头是: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

瑞典文学院到底是河伯还是北海之神?我怎么觉得它更有几分像河伯呀,而且还是没醒悟过来的河伯?庄子笔下的北海之神相形之下谦虚清醒多了: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

哪怕汪洋如斯,这位北海之神也没把自己当成东方版的“北大西洋”。这个故事的教训是:千万别以为自我就是中心,“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万物之美皆备于我。天下的普遍性并非唯北大西洋独尊。

当年留美归来,自以为深得英美古典主义和自由主义真传的梁实秋心高气傲,如前面所提到过的,主张“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 结果在鲁迅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被后者谆谆教诲:“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同理,“个人存在的普遍性”未必就一定在诺贝尔奖钦定的某个“言必称希腊”的美国女诗人那里。万物杂而不齐,既不言必称希腊,也不言必称阿赫玛托娃狄金森普拉斯格丽克,也不言必称屈原李白杜甫伟大中国诗歌非我莫属。一定要尊重真正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哪怕没有看见别人在聚光灯下说话,也许他们只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被剥夺了机会或者选择缺席而已。

谁也不是上帝,谁也不能“日不落”,不能将多样性和多元性一手遮天或者一叶障目,那种只知道照一面镜子,老是看见“我,我,我”的普遍性是狭隘可笑的,这是更根本的、更颠扑不破的普遍性。

2020年10月22日

美国康州新伦敦

注释:

[1] 露易丝·格丽克,《月光的合金》,柳向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30-131页。

[2] Daniel Simon, ed.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50 Years of the 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 1970–2020, Dallas, Texas: Phoneme Media / Deep Vellum, 2020.

[3]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p. 5.

[4]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p. 65.

[5]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p. 67.

[6]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p. 4.

[7]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p.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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